2017 〈黃智慧：與渡邊義孝建築師探訪山海樓〉，《獨立評論@天下》，2017年10月27日，台北：天下雜誌。[Link]（同步轉載於《鳴人堂》，2017年11月17日，台北：聯合報系。[Link]）
渡邊義孝是日本一級建築士，活躍在文化資產界。他所領導的民間公益組織「NPO法人・尾道空屋再生Project」協助政府主動發掘古蹟，登錄修復，活化利用，創造價值。十年來，在廣島東部地方尾道市陸續完成120棟以上空屋活化的實質績效，可謂日本業界第一名。
他本人曾遊歷世界52國，看遍名勝古蹟。近年來，他卻數度來台，被台灣各地遺留下來的近代建築深深吸引。這是他第七次訪台，在繁忙的行程中，聽說「山海樓」1未獲審議保留，立即放下工作，利用週末空檔趕緊飛來。希望用他的繪筆，留下山海樓最後的身影。
在一個秋日午後，我們探訪了山海樓。雖然無法進到屋內，從一位日本古蹟專業者的角度，北面與西面外側，足以令他感受建築之精巧奧妙而讚嘆不已。
渡邊義孝速寫山海樓。黃智慧提供。
就整體風格來看，渡邊認為這是一棟由Art Deco藝術裝飾風格與現代主義（表現主義）二者交相並用的精緻洋樓。其建築元素呈現多元有機組合，顯示主人／建築師掌握1920年代後期開始世界各大都會為之風靡的裝飾風格精華，並從中走向簡約表現主義。從今日來看，可謂走在時代前端。
這棟建築的工藝技術揉合了和風、洋風與台式工法，施作於民宅洋樓，將「對稱」與「不對稱」之間的緊張對比與多層次美感，發揮到極致。這樣用心打造的精美建築，在1930年代初，連日本都不可多得，卻出現在一個東亞最晚誕生的城市──台北，委實令人驚艷！其背後所代表的意義，很值得進一步探究。
匠心獨運的和洋設計：屋頂、開口與柱式
進一步觀察細節，首先令人注意的，是和洋風混融的屋頂設計。所謂Art Deco洋風建築的屋頂多為平坦的，山海樓的洋式屋頂卻在一層相當外顯的屋簷上，再戴上一頂和風煉瓦屋帽。目前樹蔭遮蔽，從下方看不太出來，但在西面還清晰可見。這種很明顯的二重屋頂設計甚為特殊，是隱約之美，還是為了其他線條表現的目的，抑或是順應台灣風土，原因有待推敲。
其次，可以注意大門的開向與門柱設計。這棟房舍大門的開向在西北角，十分奇特，讓人思考是否要呼應什麼。從開向的對角線看過去，目前是一棟日式木建築，但是從1935年的「大台北鳥瞰圖」上看卻是空的。或許建築師認為那是設計的起點，也是最佳的視覺角度。不論如何，從角落開門，確實是建築史上少見的嶄新主張。
建築師對大門的執著用心程度，還可從兩邊的門柱得見。大門雙柱以多層展現，捨棄當時常見的鵝卵石材料，使用了特殊的方型白色砂岩，其排列組合刻意呈現不規則的歐風幾何拼圖，饒富趣味，可謂匠心獨運。
在山海樓的入口與北面有三種柱體，彼此距離不長，設計卻大異其趣，在一間民宅內一併呈現，可說非常罕見。其一是入口處的方柱體，建築師捨棄常見的凹入刻線，選擇施工上難度更高的凸起線條，環繞柱體，顯示如竹節般屹立不搖之風骨美感，賓客尚未入門，就先感受主人之高風亮節。
其二則是大面積圓柱狀牆體，除了有支撐上方二樓陽台的功能之外，呼應右側竹節樂趣，在大面積體上施作九條凸線，如有肋骨支撐，雖胖而不顯臃腫。腹側大膽剖開設置圓窗和細長窗，作風新穎，令人屏息。上方的洗石子欄杆設計，不辭繁複，不按成規，線條冷靜，圖形獨創，令人驚訝於施工者對細部之堅持。
入口處的方柱與牆體。五味稚子攝。
其三是北側唯一的裝飾圓柱，儘管具有希臘圓柱般的趣味，然而，建築師捨棄上方如花形綻放雕飾（通常為了呈現巍峨氣勢），改採由細而粗，在上方以簡約環狀收束，下方一轉風格，變成方形，搭配粗糙方形石塊為基座。這種呈現方式，使得該圓柱保持洗石子圓潤風味，但去除了壓迫感，合乎民宅風格，也呈現異質石材混搭的工匠趣味。
北側的圓柱與牆面搭配。五味稚子攝。
三橋町的設計巧思：欄杆、牆面與圓窗
再看下去，鐵製欄杆又是罕見的作法：以二樓大圓牆上方的陽台為中心，左右二邊竟有迥然不同風格的欄杆，互為對比，又各具風情。一邊是精雕細琢具有歐洲風情的鑄鐵裝飾，如流蘇下垂，就算不放花草，也勾起浪漫意念。這樣的裝飾與北面圍繞建築的鐵製欄杆恰成強烈對比。另外一邊的鐵製欄杆，捨棄了常見的轉角柱體（比較好施工），逕以圓弧打造轉角繞彎的表現，雖是冷澈的水平線條，頓時卻讓建築輕靈灑脫，簡約俐落，其設計之大膽且精準，令人讚嘆。
造型獨特的鑄鐵欄杆。五味稚子攝。
外牆設計方面，在整齊畫一細緻平滑的磚牆下方，搭配腰間洗石子飾條，以及表面凹凸嶙峋的不規則石塊。強烈對比的表現法，令人眼睛為之一亮。粗獷線條的石塊風格，常見於歐洲佛羅倫斯大型建築，卻在此處民宅表現，並刻意放在底座。令人聯想到台灣日式木造房屋常見之磚塊底座，外牆雨淋板需向外撐開，除了顯示建築之趣味外，是否也具有台灣特有風土因素，防潮防濕防震的實用功能？
從大門位置觀看這棟洋樓，任誰一眼都看到，二樓有三個不對稱的圓窗，配置左右，第四個圓窗則隱身在一樓入口。二顆如圓滾滾的牛眼，柔化了周遭生硬筆直的窗台線條與屋簷銳角。而那顆鑲嵌在二樓的卵型木窗，更如一粒質樸的明珠，高掛天上。
二樓造型如「橋」的卵型窗。凌宗魁提供。
每當夜幕低垂，屋內光線流出時，這具造型優雅的卵型窗，恰可呈顯如「橋」字的木飾條；彷彿告知四周八方，這裡，是「三橋町」所在。這棟洋樓的存在感，不須霸氣宣言，而是婉約如明月表白，謙沖如君子般地佇立在此。
光是從外觀，我們就綜合出這麼多的細膩巧思。直到今日，山海樓所散發的美學概念，仍讓這位來自遠方的專家折服不已。
山海樓夜景，位於北側的玄關。凌宗魁提供。
「本島人」的文化實力宣言
那麼，問題回來了。是誰，設計了這棟精巧絕倫的洋樓？我們連設計者的名字都還不知道，連起碼向他致敬的機會都沒有，就要面臨要失去的悲哀。渡邊義孝說，對於台北文資委員的決議，他並沒有立場評論。若是在日本，非得必要拆除時，以這棟建築的精美程度，解體之前，相關單位通常會做好詳細測繪，留下建物的完整紀錄。
可是，我要反思，對於一個台北人來說，這棟房舍只有建築「物」的價值嗎？我不禁要問，為何，這棟房舍存在於「三橋町」？為何當年的案主陳茂通，不辭繁瑣工序，執意要打造一棟讓日本人盛讚為「堂堂」的傑作？這裡透露了什麼時代的意義？場所的意義？這一切所講的，又是誰的故事？
翻開這座城市的歷史，原本較台灣其他都市發展落後的北方小港，十九世紀後半，拜口岸貿易之賜，急起直追，展開新頁。艋舺與大稻埕人口齊聚，逐漸形成頗具規模的商業據點。為了保護商業，躲避戰火，台北商人甚至開城迎日本而入。因此日本人進城之後，並沒有跟本地商家產生競逐；不論是茶葉、漢藥、陶瓷或絲綢等，傳統行業依舊牢牢掌握在台灣仕紳手中，繼續累積財富。大稻埕地區也興建一棟又一棟的台式工藝巴洛克華麗建築，較之移居城內日本人素樸的木造房舍，分庭抗禮，毫不遜色。
另外一方，日本人在城內區，大舉建設道路、學校、橋樑等現代化基礎設施，發展新式都市計劃，耗費鉅資建築宏偉雄峻的西式建築，震懾台灣人，也向西方列強宣示國力。
1920年，一座具有現代大都會野心與視野的「台北市」在東亞於焉誕生。住在城內的「內地人」以及居住艋舺、大稻埕的「本島人」，產生了新的組合，構成所謂「台北人」的族群內涵。當然，在殖民統治的架構下，必然產生族群間的競合關係。翌年（1921）「本島人」菁英層就發起「台灣文化協會」，一方面享受與日本同步的明治、大正與昭和初期「文明開化」的薰風，一方面透過民主程序，反向統治者爭取議會設置等更多自治權利。歷經這些轟轟烈烈的文化運動，作為大稻埕首屈一指「漢藥王」陳茂通，怎麼可能沒有感受？
或許他不擅演講，也不會高談闊論，但是他熱心公益，樂善好施，作為「本島人」領袖的名望與魅力，已是眾所皆知。他要用什麼方式告訴世人，不耍拳頭，不比武力，「本島人」的文化實力何在？
從這個角度來解讀陳茂通的「紅葉園」，或許可以理解，為何他要把最重要的大門位置，開在西北角落？其實，「紅葉園」洋樓的大門開向，正好與老家大稻埕永樂町、大橋町的區位，遙遙相望。1935年「大台北鳥瞰圖」所顯示，建築物的前方，並無房舍遮蔽，而是一條緩緩溪圳流經，可想當年綠意盎然，景色優美。
1935年〈大台北鳥瞰圖〉，右下圈起來的紅葉園與斜上方紅圈處的乾元行互相呼應。
低調高雅的台灣品味
這個位置也緊鄰了台北市最重要的一條「敕使街道」（今日的中山北路）。該街道的重要性，我們都知道，連結了台灣神社與總督府，每一個學生或公務員，逢年過節，必定行經大道，前往神社參拜。
大道的對面，就是美國領事館，經常有外國人出入。而後方所靠近的三坂橋共同墓地，若理解日本人習俗，即知他們非常重視一年三度掃墓日（春、秋彼岸日，加上中元），必定全家大小出動。與漢人習俗不同，墓地其實是日本人和祖先對話、親近的場地。亦即，陳茂通在此興建一座民宅，絕非偶然，無論他要彰顯什麼意義，若要引起世人的注目，這裡正是台北市絕佳的地點！
再話說回來，這棟奇巧雅緻的洋樓，要傳達什麼訊息？
先從基本的建築語彙來看，「紅葉園」洋樓和大稻埕「乾元行」之間有著血脈相承的意味。一進門先入眼底的裝飾柱，如肋骨環繞的手法以及牛眼圓窗，這些語彙已表明承襲自大稻埕「乾元行」老家，殆無疑義。
大稻埕乾元行外觀。五味稚子攝。
到了1930年代，陳茂通在大稻埕所累積的聲望，讓經濟評論家（吉田寅太郎）也豎起大拇指，稱讚其人品「親切而不吐虛言」。歷經大稻埕巴洛克式華麗建築，往城內的「內地人」區域趨近時，他必定思考，光是沿襲流行的Art Deco的手法還不夠。一棟建築物的落成，要讓主人社會聲望提昇，必需展現洗鍊的文化品味與實力。除了熟稔Art Deco手法，還要加上各類巧思與高度的工藝，例如地面鋪設六角型地磚呈現花草模樣，呼應庭園的紅楓等等。最重要的，不能高調誇張，而是堂堂正正地展現。這正是建築完成後，吉田肯定地說這棟洋樓「堂堂」座落於三橋町的意思。
玄關漂亮的六角形馬賽克拼花地磚。凌宗魁提供。
三橋町周遭是「內地人」居住，人來人往的區域，一位來自大稻埕「本島人」實業家要躋身於此，所花費的苦心，我們今日難以想像。
如果我們夠重視1930年代的台北歷史，要探討一個大都市誕生的幼兒期，日台族群文化正展開微妙的較勁與辯證，始政四十週年台灣博覽會的腳步也將近，誰來告訴我們，那是什麼樣的時空景象？
在這重要的歷史一頁上，山海樓，妳怎能缺席？（作者為前花蓮縣文化資產審議委員，本文授權轉載自「獨立評論＠天下」）
