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2016 9月9-10日 

族群的靜觀與動向  organizer 黃智慧

20世紀台灣五大族群的複雜關係:殖民/後殖民 vs 戰爭∕戰後

黃智慧(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)

本文擬從「殖民」與「 戰爭」的角度切入探討橫跨20世紀以致於21世紀百年

來台灣五大族群(原住民族群、和佬人群、客家人群、日本內地人群、外省人

群)所構成極為複雜的族群關係,並分析這二種關係的不相容性以及其所引發

的族群衝突以及混屯現象。



族群通婚與族群認同的變遷:以臺東市建農里為例的初步考察

譚昌國(國立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)

族群通婚對於配偶以及子女的族群認同會有甚麼影響?而配偶及其子女的族

群認同是否會因為某些因素產生變遷?臺東市建農里的前身為知本農場,其早

期居民為從民國52年至63年由退輔會安置的開發隊隊員,其背景為外省籍來臺

的低階士官兵,約有五百多人。在今天的建農里,可以發現許多先生為外省榮

民,太太為原住民婦女的例子。在族群認同的議題上,筆者想知道,這些原住

民婦女以及其子女的族群認同是甚麼?初步訪查發現,在通婚初期,原住民婦

女較不願意承認自己是原住民,而有跟隨先生的「外省人」認同的傾向,其子

女也是如此。但是在政府原住民政策改變,鼓勵原住民恢復原住民身分,並有

相關的優惠與福利措施後,原住民婦女相當高的比例恢復原住民身分,而其子

女也有相當多的比例選擇母親這一方的原住民身分。這個發現可能挑戰了一些

過去的研究,例如有學者指出:「分析顯示若父母雙方都是弱勢族群,那麼子

女主要仍是認同父親族群的比例會較高。」(梁世武2009:55)筆者認為,在建

農里的情況,這個議題必須考慮社會變遷與家庭發展的因素。隨著臺灣政治環

境中原住民族地位的提升,以及在家庭發展過程中子女對於母親情感依附性的

強化,認同母親族群的比例反而會較高。



泛原住民族或部落主義?台灣原住民族運動的族群性建構

阮俊達(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)

自1980年代以來,台灣的原住民族運動先後出現「泛原住民族」與「部落主

義」兩類論述,在街頭抗爭、體制改革、部落營造及文化復振等多面向社會行

動作用下,原住民重新強化了從泛原住民族、各族、到各部落的多層次認同。

放大到整個台灣社會來看,「四大族群」與「多元文化」的族群語彙也在過去

三十年間得到廣泛使用,族群類別與族群性的建構除了來自群體內部,更受到

外部因素左右。

本文透過耙梳歷史文獻、分析新聞資料與深度訪談,詳細考察「泛原住民族

」與「部落主義」兩類論述在原住民族運動過程中產生的脈絡,以及伴隨運動

初步取得國家回應後對政策思維造成的影響。本文接著指出,社會運動一定程

度建構出當代台灣原住民的族群想像,使「原住民」一詞如今已是族人共同擁

有的記憶,自身所屬族別及部落則成為認同所繫的文化根源。然而,多層次的

想像之間也存在著分歧甚至衝突,此分歧至今依然影響了原住民族運動的路線

選擇難題,還有對於原住民族自治應優先成立民族自治政府、抑或先回復部落

自治基礎的差異認知與期待。

關鍵詞:原住民族運動、泛原住民族、部落主義、族群性



秘魯人類學與原住民主義(indigenismo)的密切關係:

從IEP與Chancay谷地計畫談起,1962-1969

褚縈瑩(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歷史系)

族群研究為什麼常和人類學放在同一個範疇內?這是台灣獨有的現象嗎?本

文嘗試透過對秘魯人類學的歷史考察,與這個提問對話。在拉丁美洲,擁有高

比例原住民人口的國家,其文化與政治菁英自十九世紀末起發展所謂的原住民

主義(indigenismo),透過文學寫作、體質研究、古文明考察、慣習調查、藝術

創作等,探討原住民在其國族中的地位,可說是拉丁美洲版的族群研究,而祕

魯的人類學亦發源於此傳統。自二次大戰期間起,受到美國與法國人類學界影

響,秘魯人類學者開始反思這個傳統是否忽略了族群界線模糊、社會快速變遷

等現象。本文以秘魯頗富盛名的研究機構IEP(Instituto de Estudios Peruanos)成立

初期最具代表性的Chancay谷地計畫為例,探討秘魯人類學者如何在1960年代,

透過田野工作與民族誌書寫,解構原住民主義傳統中靜態的原住民形象,呈現

動態的地方社會與經濟活動。另一方面,基於祕魯人類學者當時對原住民主義

的批判,原住民在祕魯國族中所扮演的角色,並未得到學界關注;原住民在實

際社會生活中所面對的歧視與不平等問題也未獲致解決,種下1980年代光明之

路游擊隊崛起的遠因。本文最後帶出,當代秘魯人類學者在探討1980年代內戰

的社會與文化因素時,如何極力擺脫原住民主義幽靈的糾纏、區隔自身與原住

民主義觀點的差異。