2016 9月9-10日
族群的靜觀與動向 organizer 黃智慧
20世紀台灣五大族群的複雜關係：殖民/後殖民 vs 戰爭∕戰後
黃智慧（中央研究院民族學研究所）
本文擬從「殖民」與「 戰爭」的角度切入探討橫跨20世紀以致於21世紀百年
來台灣五大族群（原住民族群、和佬人群、客家人群、日本內地人群、外省人
群）所構成極為複雜的族群關係，並分析這二種關係的不相容性以及其所引發
的族群衝突以及混屯現象。
族群通婚與族群認同的變遷：以臺東市建農里為例的初步考察
譚昌國（國立臺東大學公共與文化事務學系）
族群通婚對於配偶以及子女的族群認同會有甚麼影響？而配偶及其子女的族
群認同是否會因為某些因素產生變遷？臺東市建農里的前身為知本農場，其早
期居民為從民國52年至63年由退輔會安置的開發隊隊員，其背景為外省籍來臺
的低階士官兵，約有五百多人。在今天的建農里，可以發現許多先生為外省榮
民，太太為原住民婦女的例子。在族群認同的議題上，筆者想知道，這些原住
民婦女以及其子女的族群認同是甚麼？初步訪查發現，在通婚初期，原住民婦
女較不願意承認自己是原住民，而有跟隨先生的「外省人」認同的傾向，其子
女也是如此。但是在政府原住民政策改變，鼓勵原住民恢復原住民身分，並有
相關的優惠與福利措施後，原住民婦女相當高的比例恢復原住民身分，而其子
女也有相當多的比例選擇母親這一方的原住民身分。這個發現可能挑戰了一些
過去的研究，例如有學者指出：「分析顯示若父母雙方都是弱勢族群，那麼子
女主要仍是認同父親族群的比例會較高。」（梁世武2009:55）筆者認為，在建
農里的情況，這個議題必須考慮社會變遷與家庭發展的因素。隨著臺灣政治環
境中原住民族地位的提升，以及在家庭發展過程中子女對於母親情感依附性的
強化，認同母親族群的比例反而會較高。
泛原住民族或部落主義？台灣原住民族運動的族群性建構
阮俊達（國立臺灣大學社會學系）
自1980年代以來，台灣的原住民族運動先後出現「泛原住民族」與「部落主
義」兩類論述，在街頭抗爭、體制改革、部落營造及文化復振等多面向社會行
動作用下，原住民重新強化了從泛原住民族、各族、到各部落的多層次認同。
放大到整個台灣社會來看，「四大族群」與「多元文化」的族群語彙也在過去
三十年間得到廣泛使用，族群類別與族群性的建構除了來自群體內部，更受到
外部因素左右。
本文透過耙梳歷史文獻、分析新聞資料與深度訪談，詳細考察「泛原住民族
」與「部落主義」兩類論述在原住民族運動過程中產生的脈絡，以及伴隨運動
初步取得國家回應後對政策思維造成的影響。本文接著指出，社會運動一定程
度建構出當代台灣原住民的族群想像，使「原住民」一詞如今已是族人共同擁
有的記憶，自身所屬族別及部落則成為認同所繫的文化根源。然而，多層次的
想像之間也存在著分歧甚至衝突，此分歧至今依然影響了原住民族運動的路線
選擇難題，還有對於原住民族自治應優先成立民族自治政府、抑或先回復部落
自治基礎的差異認知與期待。
關鍵詞：原住民族運動、泛原住民族、部落主義、族群性
秘魯人類學與原住民主義(indigenismo)的密切關係：
從IEP與Chancay谷地計畫談起，1962-1969
褚縈瑩（紐約州立大學石溪分校歷史系）
族群研究為什麼常和人類學放在同一個範疇內？這是台灣獨有的現象嗎？本
文嘗試透過對秘魯人類學的歷史考察，與這個提問對話。在拉丁美洲，擁有高
比例原住民人口的國家，其文化與政治菁英自十九世紀末起發展所謂的原住民
主義(indigenismo)，透過文學寫作、體質研究、古文明考察、慣習調查、藝術
創作等，探討原住民在其國族中的地位，可說是拉丁美洲版的族群研究，而祕
魯的人類學亦發源於此傳統。自二次大戰期間起，受到美國與法國人類學界影
響，秘魯人類學者開始反思這個傳統是否忽略了族群界線模糊、社會快速變遷
等現象。本文以秘魯頗富盛名的研究機構IEP(Instituto de Estudios Peruanos)成立
初期最具代表性的Chancay谷地計畫為例，探討秘魯人類學者如何在1960年代，
透過田野工作與民族誌書寫，解構原住民主義傳統中靜態的原住民形象，呈現
動態的地方社會與經濟活動。另一方面，基於祕魯人類學者當時對原住民主義
的批判，原住民在祕魯國族中所扮演的角色，並未得到學界關注；原住民在實
際社會生活中所面對的歧視與不平等問題也未獲致解決，種下1980年代光明之
路游擊隊崛起的遠因。本文最後帶出，當代秘魯人類學者在探討1980年代內戰
的社會與文化因素時，如何極力擺脫原住民主義幽靈的糾纏、區隔自身與原住
民主義觀點的差異。
